清廉兰州 ——“喜迎二十大 美丽劳动者”主题文学作品（四）

鬼 鱼

　　“离经叛道”

　　汪小平爱抽烟，打火机只响一次，烟却一根一根不断。似乎没有谁现在抽烟还用火柴，一块钱一个的那种劣质打火机满大街都是，汪小平用的就是这种。

　　兰州文艺界有个传说，小说家弋舟抽一天烟只用一根火柴。火柴只用来点燃第一根烟，剩下的，像接力赛，上一根还没抽完又续上下一根。关于弋舟抽烟的传说不知真假，但把他的火柴换成汪小平的打火机，后者便是这个传说绝对且真实的主角。

　　汪小平爱抽烟。或者，这个“爱”字换成“嗜”字更准确，他一天抽5包，至少。这意味着一天除去休息的8小时，在剩余的16小时内，他至少要抽100根烟。这个时间平均分配到具体的每根烟上，还摊不上10分钟。

　　在汪小平看来，抽烟是件极平常的事，跟人要呼吸一样自然，是刚需，但又不必刻意。《金城》杂志副主编成志达可证实，汪小平确实爱抽烟。那时汪小平还没退休，是兰州市文联主席，因为编杂志的事，成志达常去他办公室，敲开门，满屋子烟雾缭绕，像火灾现场，并看不见人，但那火又没着起来，只是一味冒烟。成志达也有多年烟龄，但第一感觉是呛得慌，要逃走。屋子里不开窗，空间就那么大，烟待得时间长了也呛得慌，门开得恰是时候，也逃。等屋子里清亮，汪小平才显露出来，一张黧黑的脸朝成志达打招呼的同时，一根烟也飞过来：“小成，来，抽烟。”

　　“会有整整一天不抽烟的时候吗？”

　　汪小平哈哈大笑，给自己设定情景：“或许只有一种情形，飞国外，一坐坐十几个小时，飞机上不能抽嘛！”

　　退休以后，汪小平一天抽5包的烟量不曾减少，有时反而会多，但他表示也会控制，“毕竟身体不如从前，时不时有一些小病缠身”。可他分明不是个把病痛“放在眼里”的人，有一年，他背疼得厉害，有做医生的朋友推测是胆囊炎，嘱咐不能再吃鸡蛋，他偏要一顿吃三个，一段时间后，背竟不再疼。谈及理由，他得意中透着狡黠：“就不能多想，得干，干起来才知道行不行，什么这不能吃那不能吃，不让它（胆囊炎）适应，怎么知道它就不能适应。”

汪小平先生

　　搞了半辈子文化，汪小平对外一直坚定地宣称自己不是文化人，但私下，他还是乐意当文化人，有时谈及某些社会怪象，他会义正辞严：“那就不是文化人能干出来的事！”

　　汪小平总是干些“离经叛道”的事，但同时又看不起也干“离经叛道”的事的人。迷上看网络小说，是他退休以后的事，一看就是一天，人像长在沙发上，挪不动窝。别人看让自己放不下的网络小说，连连夸赞，他是骂，边看边骂，骂还不过瘾，且要留言评论，有时刹不住，脏话也跟上去。在他看来，有些网络玄幻小说的世界就是混蛋逻辑的世界，“一剑下去，就可以劈开一艘航母，这不是混蛋逻辑是什么？现实世界里有吗？谁教的？还有更可气的，小说里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人，是大夏之神，可以拯救全宇宙，这么牛×的人，一天到晚干什么倒要看老婆的脸色，他丈母娘也飞扬跋扈，把他拿捏得死死的，他是既不敢怒也不敢言。你都大夏之神了，何必要受这个窝囊气，我估计写这小说的人在现实中真就是个窝囊废！”网络玄幻小说看多了，这些把人气到后心胀的“狗血”故事也不再是什么大问题，他能看开，然后与自己和解：“这种小说就是消遣着玩的，作者大多没什么文化底蕴，也没什么文字功底，里面的世界也就没逻辑，根本经不起推敲，跟它较那个真干什么。”

　　汪小平今年62岁，除额头上的6道皱纹是抹不去的事实之外，他并不觉得自己老，讲起话来依旧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所有的生活方式都能证明他干什么仍富有激情，他坚信，这种激情是文化带给他的，什么事，他也能归口到文化上去。

　　他总说，文化无敌。

汪小平先生（左）与作者

　　等待萌芽

　　汪小平搞文化，现在看来有点“命中注定”的况味。

　　汪小平的父亲叫汪玉良，是东乡族文字文学的奠基人，也是目前甘肃唯一三次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骏马奖（全国第一、二届少数民族文学一等奖，全国第七届少数民族文学奖）的诗人。

　　20世纪50年代，汪玉良毕业于西北师范学院（现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汪小平的母亲也毕业于此。这里是文化人的摇篮，先后培养出陈德宏、李广兴、路英勇、匡文立、陈自仁、张懿红、胡询之、王守义、魏珂、谢富饶、管卫中、姚文仓、彭金山、谢昌余、叶舟、徐兆寿、杨光祖、尔雅、史生荣、冯玉雷等一大批作家、编辑、教授，这其中，就包括汪玉良。汪玉良自1956年从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历任甘肃省委宣传部干事、《甘肃文艺》杂志编辑、甘肃人民出版社文艺室主任、甘肃省文联副主席。著有诗集《幸福的大道共产党开》《米拉尕黑》《汪玉良诗选》《水磨坊》，长篇小说《爱神·死神》(合作)等。除三获骏马奖外，其作品还另获甘肃省敦煌文艺奖等多种文学奖10余次。

　　汪小平上小学时，家从大教梁搬到东方红广场东口，还是省委家属院，但里面却是四合院建制，有三座，每座都有三层小楼、可住70多户人家，他家分到一个两间的套房，住在一楼。父亲爱书，也容易搞到书，汪小平和弟弟接触到不少中外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是启蒙读物，《约翰·克利斯朵夫》《呼啸山庄》《茶花女》读不太懂，但那时其他行业尚未兴起，饭后也没什么娱乐项目，好在父母都是文化人，加上外婆，一家人就沉浸在夜晚的灯光下开起家庭读书沙龙。父亲和母亲轮流读书，大家一起听，听到哪里不明白，举手请问，像学校里那样，文化种子在汪小平的身体里就此埋下，等待萌芽。

　　一直到中学，家庭读书沙龙都是汪小平最喜欢的。当然，他也不是什么名著都喜欢，像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红楼梦》，在他看来就是一本极其乏味的书，“一大帮人，一天到晚就是吃吃喝喝，事无巨细地描写穿什么衣服，擦什么胭脂，看什么花，听什么戏，一点意思也没有，完全是被吹捧上去的，名不副实”。他坦言，《红楼梦》自己只读到第十二回，这辈子也不打算读完它。他的性格也不大像能够接受那种冗长琐碎的日常生活描写，他认为，《三国演义》中的赵子龙才是他喜欢的那种热气腾腾的人物，“赵子龙长坂坡救阿斗，单枪匹马万军丛中七进七出；救黄忠那一回，大喝一声，吓得敌将张辽和徐晃皆落荒而逃；随诸葛亮出征之时，又是大喝一声，就将敌军士兵吓得跌下马”。父亲每读到赵子龙大喝一声的场面，都会有声有色地模仿，像评书，这是汪小平最期待的，但这节骨眼上偏出过“意外”。有一次，赵子龙正在大喝退敌，情况万分紧急，有访客却很“不合时宜”地开始敲门，父亲只好丢下书接待，赵子龙的那口气就此卡住，敌人也侥幸多活了几小时，但这几小时在汪小平眼中是极其漫长的，因此父亲下一次再读到赵子龙大喝时，汪小平便提前紧张起来，直到退敌后确认敲门声没再响起，他才长舒一口气，更觉得这口气是替上次卡住的赵子龙呼出的，算是续上了。

　　后来父亲的工作渐忙，访客渐多，这让汪小平愈加意难平。为让客人不再来，他带着弟弟佯装出门去玩，玩一玩却躲在暗处，趁大人不注意，迅速将来客自行车的气门芯拔掉，反正院子里孩子多，查清楚“凶手”是谁也难。这样的“阴招”有效果吗？也不尽然。但孩子的天性是爱玩，好动，或者在他眼中，这根本算不上“阴招”，他还干过比这“离谱”的事，而那，完全是没缘由的，就是单纯地觉得好玩。当时，兰州家家户户取暖、煮饭都还使用火炉，即便是住上楼房的人家。这个院子的人煮饭也用火炉，但取暖设备却是火墙——套间中间的那堵墙是空的，炉膛连着墙，火炉一烧热，两个屋里都是暖的——这虽然在西汉时期就有，但对于用惯火炉的兰州人来说，算是“高科技”，甚至上过报纸，引起过轰动。火墙由炉膛、火墙体和烟囱三部分构成，烟囱有水桶粗，人可以爬进去。汪小平也爬进去过，但他更感兴趣的是堵别人家的烟囱，让人无法做饭，这算是“阴招”吗？他不觉得，就是觉得好玩，有意思。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和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中的某些片段，那个年代的人都是这么澄明、纯粹、认真，玩就好好玩，野就好好野，读书就好好读书，不掺杂其他东西。

　　他的网名就叫“认真大哥”。大家一起玩双扣（扑克牌游戏），有人耍赖，他“认真”起来。有人说：“认真你就输了。”他立刻反驳：“玩你都不认真，干什么可以认真？”

　　文化无敌

　　汪小平爱足球，从小就爱，父母虽都是受人尊敬的文化人，但工资却是定数，还要养活一大家子，根本没钱给他买球鞋。但他实在爱，外婆只好把他的“千层底”纳厚些，可踢几次球，鞋底上的麻绳倒被磨开，“千层底”张着大嘴，似乎在替他做无声的抗议。废弃的汽车外轮胎剥掉凹凸的印花造型，可以剥出一厘米的橡胶层，鞋底拓上去照样剪下，像钉马掌那样给鞋订上，汪小平拥有了特别耐磨的踢球鞋。

　　后来终于有真正的球鞋，汪小平在球场上简直如鱼得水。因为把贝利当偶像，他考上过兰州市业余体校，想走专业足球运动员的路。踢球难免不受伤，他下巴被踢脱臼过，右手小拇指和左手4个指头也被踢断过。即便如此，他也始终没丢掉踢球。52岁那年，他的胫腓骨被踢断，休养一段时间后，骨头上的钢钉都没拆，他就又开始踢球。他有一个执念，中国足球是行的，专业的不行，但业余的可以，大量的业余高手就隐藏在民间，让他们带领中国业余足球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一点问题没有。

　　由于家人担忧和反对，专业足球运动员的路因此断送，汪小平只好老老实实读书。因为家庭氛围浸润，打小文化底子厚，他跳过级，初中开始，他永远是班里年纪最小的学生。高中毕业时，别人都已十八九岁，甚至还有20岁以上的，他只有十五岁半。那时候正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属于知识青年，得上山下乡，但还没确定地方，他尚有一段可以自由活动的时间。

　　父亲当时已经到甘肃人民出版社工作，于是带汪小平到社里帮忙。回忆这段往事，汪小平还是感谢父亲：“他是个文化人，做什么事都跟文化沾边，也一心要把我往文化路上引。当时说是带我去出版社帮忙，其实大家都知道社会上并不太安全，无业青年到处游荡，他怕我学坏。”

　　一个高中毕业生在出版社能帮忙干什么？汪小平也不清楚，但他在出版社遇到一个叫胡亚权的人。胡亚权30岁出头，1971年分配到这里当编辑，已经快5年。当时，胡亚权看着眼前比自己年轻一半的汪小平，递过一把剪刀，安排给他一项极为简单的工作——把堆积如山的各种报纸上选出来的文章剪下来，然后用浆糊粘在笔记本上。汪小平并不知道，眼前这个普通的年轻人再过5年将会和一个叫郑元绪的年轻人联合创办出一份举世闻名的杂志。这份杂志，就是今天的《读者》，被称为“中国人的心灵读本”，它发行量极大，排名大众类期刊世界第三，亚洲第一。多年后，胡亚权已成为业内皆知的文化名人，汪小平在某个公开场合与其相遇，谈及往事，胡亚权连连夸赞汪小平当时工作认真。2021年，《读者》杂志创刊40周年，在座谈会上，甘肃省作协主席叶舟说道：“《读者》杂志有着它特殊的美学风格和启蒙作用，这是在文化相对贫瘠和闭塞的年代，一帮老先生用剪刀和糨糊为当年的学子打开了一扇窗户，让其得以看见了课本以外的事件，发现了新的表达方式、新的词汇、新的文字，以及新的理念与艺术风格。”汪小平和叶舟是私交极好的朋友，见面经常喝到大醉。汪小平戏说：“要这么说，那我也算《读者》的创始人之一。”

　　总在出版社帮忙也不行，等于还是晃着，无着落，不久，父亲为汪小平找到一份在兰州安宁木器厂当临时工的工作。讲好是去模具车间，这相对干净，也安全，但路过伐木车间，汪小平被眼前的一幕震撼——一把像床一样大的电锯固定在机器上高速运动，两人才能合抱的树干，工人刚将其拱过去，瞬间就被电锯咬死，三五下就锯断。汪小平认为这才是自己想干的活，他毅然留在伐木车间。一开始，他连砧板大的一块木料都抱不动，但在伐木车间待久了，力气也锻炼出来，用巧劲，他手持一根棍子轻松就可以将树干的截面翻个个儿。这是物理知识和数学原理的功劳，文化果然无敌。

　　汪小平一个月的工资是29.5元，干了两个月，他拿出58元，为家里买下一台电器——凯歌牌收音机。这也成了家里当时唯一的电器，饭后，一家人便围坐一处收听广播，持续多年的家庭读书沙龙也因此与时俱进，时代在变，但这个家庭的文化氛围始终不变。文化人干力气活，获得的报酬首先拿来购买文娱用品，这是一个文化家庭潜移默化的教育力量的体现。

　　由于比其他年轻人读书多，汪小平很快在木器厂获得一批拥趸，他们多是工人家的孩子，顶替父母的班，在这里度过一辈子，如果不出意外，日后他们的孩子也将继续顶班。汪小平不一样，上山下乡的地方确定下来后，因为是长子，他必须离开这里。

　　阴差阳错

　　东乡族人的聚居地在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当时，东乡县的达坂公社（现达坂镇）有一个知青点，汪小平要去的正是那里。那里条件相对艰苦，但作为文化人的父亲并不觉得有什么：“去那里好，你正好可以了解和体验自己的民族文化。”

　　木器厂锻炼下的力气，在达坂公社得到用武之地。插队期间，汪小平一心一意把自己摁在土地上，学会种地、除草和收割。在那里，他做了将近一年农民。一年后，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他考上西北民族学院（现西北民族大学），离开达坂公社。

　　考大学并非汪小平本意，他的理想是当兵。当时，某部队去达坂公社征兵，名额只有一个，很多青年跃跃欲试，试图通过这种方式离开农村，征兵负责人通过明察暗访，只相中他一个，身体条件自不必说，主要是看中他的活泛，脑子机灵。这正合他意，但也有担忧，部队是集体，东乡族有自己的民族饮食习惯。负责人表示没问题，部队的牛肉罐头多得是。为“诱惑”他，负责人甚至破天荒做出承诺，新兵军训结束，就让他去给某首长做秘书。消息传回兰州，父亲坚决不同意，一定要他考大学。他要执拗一回，自作主张填写参军报名表，然后去达坂公社盖章。姜还是老的辣，公社书记也知道考大学好，直接告诉负责人：“这个娃娃不当兵，他要考大学！”父亲的强硬和公社书记的“截胡”让汪小平感到气愤和为难，面对负责人的诘问，他尴尬无比，百口莫辩。负责人认为他出尔反尔，怀疑从一开始自己就在被他愚弄，但汪小平知道，公社不盖章，他就无法离开这里，也无法证明自己的初心和清白。从小受到的教养告诉他，不得反抗父亲，他只好给负责人连连道歉。

　　只有考大学。父亲从兰州寄来复习资料。

　　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令人振奋，达坂公社的所有知青都投入到了复习中，他们不知天高地厚，扬言要考北京大学，要考清华大学，而且要学核物理、高分子化学之类的专业。汪小平并不喜欢理科，但也觉得学理科才能更好地报效祖国，因为大家一致认为，当时的国家更需要这样的人才。

　　那一年，达坂公社所有参加高考的知青中只有三个考上大学，其中就有汪小平。但北京大学没有，清华大学没有，核物理和高分子化学专业也没有，他读了汉语言文学，另外两个一个读了医学，一个读了师范教育。

　　考大学竟如此波折，但他的波折还不算完。因为通知书要到县上自取，他步行至公社，与另外两人集合坐班车到县上，通知书取上了，却没坐上回公社的班车。现在回想，他也记不清究竟是错过回公社的末班车，还是班车坏了。反正现实摆在面前，他们必须回公社。只能步行，而距离是40公里。

　　三个人走向茫茫黑夜。路很不好走，崎岖不说，没有灯光，而且要路过一座凶险的山岭，那一带的居民时常能听到狼群在夜晚号叫，甚至有饿狼还闯入农家。但怀揣光明的未来，三个人尚有一份热胆和血气开路。因为少年时代就谙熟《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后来汪小平对走夜路这段经历有过重塑，他在一篇小说中，给回公社的路上虚构了一户山野人家，看上去像孙二娘和张青开的黑店，时间定在一个大雪封山的寒天。荒郊野岭，破旧的茅屋中漏出几点灯光，他们三个人因为饥寒交迫，不得不上前敲门。进屋后，主人把他们安排在炉边烤火，但从隔壁传来窃窃私语、争吵声、哭泣声和磨刀声。男主人举着一把尖刀的身影也被反射在昏黄的窗纸上，灯光的缘故，影子显现出漫画式的夸张造型，尖刀和男主人的身子几乎一样细长。

　　“土匪，你们遇到了土匪！”所有听过故事的人都等待着汪小平说出这个答案，但汪小平面色平静。他几乎总是“离经叛道”，他说：“男主人要宰家中唯一的鸡给我们吃。这是我们东乡族人的习俗，上门的都是客。”他始终没忘掉自己插队前父亲的嘱托，这也的确是东乡族人千秋一贯的待客之道。

　　始终清醒

　　1977年，汪小平进入西北民族学院汉语系（现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那年，他刚过17岁生日。在如今的西北民族大学官网上，汪小平作为知名校友有其专门的介绍，这篇文章写道：“在他（汪小平）看来，西北民族大学（原西北民族学院）应当是最好的大学。没有一所院校能像她那样雄浑与婉约相融、知性与狂野并存。学生们永远不用为生活学习苦恼，学校为学生准备好了一切，食宿全免每月还有5块零花钱！讲义、稿纸、笔记本、钢笔全部配齐，一应俱全。”

　　尽管学校还没有建成足球场，但时间充裕后，梦想又开始在汪小平的身体里闪动。那是充满诗意和激情的年代，和汪小平有着相同梦想的同学不在少数，于是，学校索性组织喜欢踢球的同学们在大礼堂前的一个篮球场训练足球队，而汪小平有幸成为队长。他不负众望，带领队友在全省高校比赛中夺得第三名。现在，他依然每周踢两场球，即使有人墙，10个任意球也能射进去七八个。他直言不讳，工作后，国内曾有一家著名的足球俱乐部负责人想高薪“挖”他去管理一支职业球队，被他婉拒。问及高薪具体是多少，他笑着说了一个数字。而这个数字，在当时的兰州能买两套不错的住宅。

　　除了“文化无敌”，他还常说一句话：“用业余的心态，做专业的事情。”多年来，可能正是因为这句话，让他在做什么事时都能够做到进退自如。

　　1980年，学校要举行文艺汇演活动，汪小平牵头和几位同学，改编、演出独幕话剧《炮兵司令的儿子》。现在回想起来，这部剧更像是一部小品，但从时间上推，它甚至可以算得上后来火遍大江南北的小品艺术的鼻祖。

　　汪小平当然也有“不优秀”的一面，但深究之，这种“不优秀”恰恰可能是“另一种优秀”。

　　诗人丹真贡布、伊丹才让、师日新和赵之洵等人和汪玉良是关系很好的朋友，几人经常相聚，汪小平从小就跟他们熟识，因此，他得以结识“花儿皇后”苏平。她是师日新的爱人，汪小平喊她苏阿姨。苏平生于青海隆化，幼年时受故乡文化熏陶，开始演唱花儿，17岁进入甘肃省歌舞团（现甘肃演艺集团歌舞剧院）正式从艺，被称为新时代中国歌坛光彩夺目演唱花儿的“红牡丹”，也是甘肃第一个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歌唱家（1984年）。苏平经常到外地演唱，可以接触到很多新鲜事物，汪小平请求她带一副墨镜给自己，没想到奢望成真。那时，各种文艺思潮萌发，是如今老去的文艺青年念念不忘的“黄金时代”，人人都热爱诗歌，追慕诗人，社会上已经开始传唱邓丽君的歌，西北民族学院虽然处于偏远的五泉山下，但汪小平已经在广播中敏感地嗅到这种别样的文化气息，他开始在校园里穿喇叭裤，戴墨镜，做时尚的弄潮儿。学校觉得这是“不务正业”，是“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腐蚀”，在一次大会上，学校领导特意提出这一点，但碍于他学习成绩优秀，没点明是他，但他心知肚明，扭头就走，“社会文化和社会风气早就不一样了，但他们还没意识到”。

　　毕业后，汪小平分配到甘肃省物资局某下属单位工作，单位管着一家物资公司和省内唯一的金属回收公司，他的工作内容是写材料。跟文化沾点儿边，但汪小平干得不如意，一次偶然的机会，单位要举行以“提心振气”为主题的演讲活动，而此时他恰好得到一张照片：一位老人从容地站在废铁堆上拉小提琴。汪小平认为这是相当不错的素材，他对此进行了主题的升华：谁说废弃金属的碰撞不能产生动听的音乐？尽管我们眼前的生活可能是一堆垃圾，但我们要振作起来，要像这位老人，做废铁堆上的贝多芬。

　　演讲一炮而红。

　　很多单位听闻后，都请汪小平去给员工演讲，大家听到希望，听到光明，很多人热泪盈眶。站在舞台中央，掌声如潮，无数期待的目光扑面而来，汪小平知道，这才是他想要的。

　　这一年是1984年，而他已在这里“碌碌无为”三年。此时，兰州电视台公开招考记者，想起插队时错失当兵的往事，汪小平谁也没说，偷偷报名，又偷偷考试。成绩出来，他被录取。办理完调动手续后，物资局领导才得知此事，在懊悔没把人才放在该放的位置上的同时，许诺汪小平如果不走，就让他做局里的团委书记。这是一个副县级别的职位，是很多人奋斗一生也够不到的高度，而那时的他才24岁。

　　他始终清醒，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笑着拒绝。

电影《丢羊》海报

　　柳暗花明

　　进入兰州电视台，汪小平先后担任过记者、编辑、编导和主持人以及兰州市广电总台大型活动部主任、副总台长。他在这里工作了28年，也创造了兰州电视发展史上的多个“第一”，诸如至今仍然脍炙人口的兰州首档电视民生新闻节目《兰州零距离》，开电视问政节目先河的《“一把手”上电视》，省内第一个交通电视节目《警花说交通》等。

　　“《兰州零距离》是兰州市广播电视总台一档大型民生新闻栏目，它创办于2004年5月24日，以‘我在现场’‘新闻110’‘姚岚资讯’‘1218新观察’‘爱心帮扶’等板块集成为60分钟节目。多年来，栏目秉承‘服务创造认可’的理念，关注百姓的生活，解决百姓的忧难，记录城市的发展，为兰州的进步喝彩。”这是《兰州零距离》的官方介绍，但背后的故事只有汪小平知道。2002年1月1日，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城市频道倾力打造的《零距离》播出，《零距离》主要内容由社会新闻、生活资讯、甲方乙方、孟非读报、小璐说天气、新闻调查、现场热线等版块构成。节目面向省会南京，以报道南京、服务南京、宣传南京为宗旨，真正实现了与电视观众“零距离”，被誉为“南京人的电视晚报”。很快，西安电视台也推出《西安零距离》，据说该栏目一经推出，即受到广大电视观众的热烈欢迎和广泛好评，那时，网络没有现在发达，新媒体平台也不像现在遍地开花，中国地方电视节目的同质化竞争，正是中国文化的一大景观，台里让汪小平带队，去西安取经。作为一个摸爬多年的电视人，汪小平其实早就注意到《零距离》，他内心已有《兰州零距离》的雏形。西安的同行很热情，在事实的基础上有自夸的成分，汪小平看在眼里，但同时心底也有一杆称，听了几句，他打断他们，自信地邀请道：“先不谈工作，咱们去吃泡馍吧。”其实在心底经过分析和对比后，汪小平已经明确知道，听不听无所谓，《兰州零距离》一定会比《西安零距离》精彩。这并不是自负，后来的事实果真如此。

　　如果说《兰州零距离》尚有借鉴的成分，《“一把手”上电视》和《警花说交通》绝对是开先河的。2005年6月17日，时任兰州市委书记陈宝生和全市部分机关、行业“一把手”坐在兰州电视台演播室里和百姓面对面聊了起来。陈宝生现场回答市民打进热线电话里的问题，对于市民提出的兰州市北滨河路的桥梁建设等问题做了详细解释和答复。节目录制中，陈宝生语言朴实、生动、诙谐，不时引来阵阵掌声。第一批走进《“一把手”上电视》的包括兰州市委组织部、市中级人民法院、市教育局、市民政局、市交通局、市物价局、市商务局等32个部门和单位。那时，正值全国晚报协会会长会议在兰州召开，各大晚报的老总均对《“一把手”上电视》表现出浓厚兴趣，纷纷赞扬这种媒体互动的新形式。在短时间里，《“一把手”上电视》引起全国民众瞩目，更受到全国媒体同行关注。

　　《警花说交通》也一样，汪小平总是能精准地抓住大家感兴趣的点。“衣食住行”四大方面，人们对于“行”的关注往往比其他三个少，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和崛起，交通问题成了世界性难题。广播电台里有关于实时交通情况的通报，但不够出彩。《警花说交通》栏目是兰州市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兰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倾力打造的全省第一档交通民生电视新闻栏目，由“警花行动”“警花播报”“警花调查”“警花帮助”4部分构成。交通是问题，青春靓丽的警花是吸引大众关注问题的关键。节目又是一炮而红。

　　除此之外，汪小平还曾策划、导演大型晚会和文艺汇演等文艺活动近百场。

　　问及28年的“电视人”工作生涯中有没有遭遇过“人生中的至暗时刻”，汪小平先是笑，然后举例。他总是擅长讲故事。有一年，他策划导演一台极其重要的晚会，现场直播。晚会开始前10分钟，开场节目的带队负责人突然加价，要求立即支付一笔现金，不然就罢演。观众席上，省“四大班子”领导均已就座，电视机前，更是万众瞩目。要砸了，这可以算特大事故，不仅关乎饭碗，此前从未遇到过，但汪小平不惯这个毛病，立刻临场更改演出方案。开场节目的带队负责人以为一定能得逞，还在趾高气昂地等待他去低三下四，演出时间到，在一曲悠扬婉转的长号声中，晚会大幕徐徐拉开，舞台中央，一位长号独奏演员镇定自若，聚光灯打上去，他稳重得就像是那个夜晚最大的王。讲完，汪小平反问：“什么叫‘至暗’，山重水复之后不是还有柳暗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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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小平先生在中国电影华表奖领奖现场

　　以“丢”为“找”

　　2012年，汪小平到兰州市文联担任主席，他坦言，这在意料之外。公示后，他有长达三分钟的“蒙”，觉得不可思议，但他没有抽烟，而是安静地看着窗外，看着路上车来车往，看着人群熙熙攘攘。这在他人生中是少有的。三分钟后，他把目光收了回来，他已经52岁，正是“知天命”的年纪，知道“不可违”，同时，心里也有一个字迸出来：“干！”

　　接下来的几年，汪小平果然大干，也干大了。

　　汪小平的简历上，他退休之前所干的具有影响力的事情以及所获的诸多重大奖项，几乎都在这几年。那几年，兰州的文化活动多到让人眼花缭乱又应接不暇：举办“黄河之都·金城兰州”——兰州市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巡展、“不忘初心红色足迹——大型电影海报精品珍藏展”“一带一路”中国网络文学高峰论坛、“2017百名摄影家拍兰州”大型采风系列活动、“壮美黄河·诗意兰州”全国百名书法家写兰州、“2017相约兰州”全国大型航拍活动、“舞动金城”——国际街舞挑战赛等一系列全国性的活动；开辟“文联风采”专栏和“兰州文艺”周刊；创办“兰州本土文学作品大赏”“兰州本土音乐大赏”；策划组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面对夸赞，他说：“文联看似是个边缘单位，但真正做起事来，能量无穷，就看你有没有用心去让它发挥作用。”

　　当然，关于汪小平的故事，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还是电影《丢羊》以及它背后的故事。《丢羊》由兰州作家范文同名小说改编，充满现实主义批评精神和黑色幽默，150分钟的电影（最终剪辑为90分钟），21天拍完。电影中，村民张永宏家4只羊被偷，张永宏报案，各级干部担心这会影响村子争取建设项目，纷纷上门劝说撤案，轮番招待中，又白吃三只羊。无奈之下，张永宏撤案，结果民警秦所长抓到了贼。同时，市委副书记收到一封陈述信，带领干部进村，补偿了张永宏被偷的羊钱，吃了羊的干部也愧疚地将饭钱交给张永宏。

　　拍摄现场，作为“半路出家”的导演，汪小平有点“霸道”。开机第一天，他就固执地不认同业内的“action”和“cut”，强硬地要求工作人员说汉语，“开始就是开始，停止就是停止，你好好说话”。剧组中有一位北京来的演员耍大牌，副导演劝说无效，电话打给汪小平。汪小平想起多年前办晚会被临场要求加钱的事，直接说：“换演员！”最终，演员妥协，但觉得汪小平“很有意思”，执意要“见见导演”，后来，两个人竟然成为好朋友。在后来其他电影的拍摄现场，汪小平秉持这一作风，也都和几个一开始“不对付”的演员成为朋友。有人问秘诀，他笑着反问：“文化不是无敌吗？”

　　2018年，电影《丢羊》斩获第17届电影华表奖，这是兰州乃至甘肃历史上第一部荣获中国电影界最高荣誉奖的本土原创电影，实现了兰州本土电影创作向着“中国电影兰州制造”的宏伟目标飞跃式发展。网上资料显示，这部电影先后获国际、国内各种奖11项。

　　2018年12月8日，站在水立方的领奖台上，灯光、鲜花、掌声和奖杯一起涌来，这是汪小平的高光时刻。在发表获奖感言时，他说：“我们拍了个小电影，获了个大奖！当我们在我的家乡兰州一个150公里的山村里挥汗如雨去寻找那只丢失的羊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这寻羊之路，寻到了这里，在全中国电影人无限崇拜的这个殿堂上寻到了这只羊，而且是只金羊。”

　　《丢羊》让汪小平找到表达兰州、宣传兰州、推介兰州的新形式和突破口，此后，他又倾力打造了本土“丢”系列电影《丢心》《丢人》，每一部，都荣获多项国际国内大奖。

　　“‘丢’系列电影的核心看似是以‘丢’为主题，其实是以‘找’为主题，寻找一些不该‘丢’的东西。我们人一辈子有些东西丢就丢了吧，比如金钱、名利，但有些东西断断不能丢，比如道德、责任，底线和良心。”自《丢羊》获奖后，面对众多媒体采访，汪小平不止一次重复这个观点。

　　“文化有敌”

　　本土“丢”系列电影预计拍5部，剩下的两部是《丢魂》和《丢贫》，前一部讲让年轻人寻找灵魂，后一部献礼脱贫攻坚战，是5部电影中唯一不“以‘丢’为‘找’”的，汪小平说，“因为贫困是我们必须要丢掉的”。但2020年9月随着汪小平退休，两部电影也因各种原因陆续流产，问他：“如果以后有机会，会不会继续拍这两部电影，万一效果比《丢羊》还轰动，弄来个‘世界四大电影奖’呢？”汪小平被逗笑，但很快又讲了自己的一个故事：在兰州电视台工作期间，有一次申报副高职称，填完表格，等了好一段时间，他接到一个身份是评委的朋友的电话。对方说有两个消息，一个好的，一个坏的。不等他选择，对方就说：“好消息是，你的副高职称申报材料，我们所有评委一致通过；坏消息是，你他妈怎么拖到现在才申报？你都完全超过申报正高职称的资格了！”

　　汪小平有三个梦想，分别是当记者、足球运动员和酒店经理。在兰州电视台工作期间，因为觉得很有必要实现当酒店经理的梦想，他申请办理停薪留职，真的去管理一家大酒店。“每天早上西装革履，我从酒店金色的旋转楼梯上扶着光滑的扶手步下台阶，每走一步，目光都凝视着辉煌的酒店大堂，眼前不是空荡荡，形形色色的人来来往往，我就注视着他们，整个人由内而外会升起一种庄严的感觉。”这是他少有的细腻时刻，与那个喜欢赵子龙大喝一声吓得敌人落荒而逃的少年，完全判若两人。

　　“为什么会想当酒店经理，而不是其他？”

　　“因为可以面对人，各种人，所有人。看似做同样的事，但面对的是不同的人。”

　　他不假思索，但字字铿锵。

　　这句话，似乎同样可以解释他的另外两个梦想为什么是当记者和足球运动员。

　　现实中，有很多人在退休后极度不适应，因为实在无法忍受枯燥的日常，工作时的每一天都在忙碌与喧哗中度过，这当然令人不喜欢，但有一天，一旦这种“不喜欢”被一纸退休通知“剥夺”，这个人便就此丢了精气神。这个人得强迫自己忙起来，通过做各种事情来寻找精气神，比如跳广场舞，比如去菜市场溜达，比如学下棋或者学一门乐器，更有甚者，一年四季不停地跟旅行团出游。这似乎与汪小平“丢”系列电影的主题不谋而合，尤其是他这样一个纵观半生履历根本不可能闲得住的人，但他表示完全没有不适应，前文讲过，他可以不挪窝看一整天网络小说。这种“完全没有”，连朋友和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并且，这样的情况在他还未退休时就存在：好几次，他的爱人出差，朋友们都等着汪小平打电话叫他们出去喝酒，觉得没人可以管他了，自由了。但每一次，汪小平都老老实实待在家里，下班后连门也不出。这样的时刻，或许只有用他当酒店经理的那个梦想可以解释，但那个梦想，听上去分明与“这样的时刻”又形成悖论。

　　退休后的汪小平并未“歇着”，因为现《兰州老汪》脱口秀式谈话节目的播出，他又华丽转身成为“网红”。但他极不喜欢这个称呼，觉得没文化，就像拍电影喊“action”和“cut”。

　　他坦言，遭遇到的没文化的事情越来越多，比如，有文学教授讲自己因为听不懂“凡尔赛”而被嘲讽，社会学专家不知道“绝绝子”也被笑话。他很不喜欢，一度怀疑这个世界，认为汉语和文化被戏谑，“非要用低端和弱智化的表达才能不被嘲笑吗？”他觉得就算自己半辈子“离经叛道”，也没有如此不尊重文化。而他有几次去饭店吃饭，竟被服务员拿着菜单“指挥”点菜，并且对方还对他点的菜“指手画脚”，这让他感到愤怒，认为这是极其没有文化的表现。一个坚信文化无敌的人，在这些普通的事情上就此遭遇“文化有敌”。

　　1999年，汪小平在兰州电视台工作，市里要举办兰州解放50周年纪念晚会，所有人都认为场地应该定在礼堂或者剧院，他偏不，和市领导“据理力争”：“解放兰州的英雄从未离去，他们就静静地长眠在山岗，我们应该在他们眼前汇报……”最终，领导被说服，一致通过他的方案，晚会舞台最终被搭建在烈士陵园里。这一“壮举”，前无古人，至今未有来者。演员中有很多十几岁的小孩，帐篷搭成的更衣室就设在陵墓旁边，小孩一个个躲在里面吓得直哭，他倒一脸严肃地上起了爱国主义教育课：“50年前解放兰州，英雄们牺牲时比你们也就大两三岁，命都没了，人也没哭……”

　　在汪小平的生活里，这些场景反复出现。看似大半生都在用“离经叛道”的手段抗拒乃至掀翻固有逻辑和秩序，但细细品咂之下，他其实才是那个最懂得遵礼守制的人，因为他始终敬重文化。

　　坐拥兰州

　　不止被足球俱乐部高薪挖过，在兰州电视台工作期间，汪小平也曾被中央台、湖南台和河南台以及多家文化公司高薪挖过，但均被他拒绝。理由有大有小，但归根结底是因为两个字：兰州。

　　在外地出差的时候，汪小平一天要给家人打几个电话。有一次打给爱人，没接通，之后连续打5次都不通，他急了，疯狂重播，最后终于接通，原来爱人没带手机。这不过是生活中极其平常的事，但在他眼中，是软肋。他在北京待过一阵子，给父母打电话，不通，他瞬间假设出无数种不确定性，这让他感到惊惧。亲人在兰州，他知道，这辈子自己都和兰州拴在一起。

　　诗人艾青在《我爱这土地》中写出感动几代人的名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汪小平表示，自己虽然没有艾青这么大的胸怀，但对于脚下的土地，爱不减不移。

　　皇皇巨著《敦煌本纪》问世后，接受采访时叶舟说：“我对敦煌的迷恋，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只要一看见‘敦煌’二字，我甚至会有一种触电般的反应，雪夜奔投，喜乐，信赖，醉氧了一般。打个比喻吧，敦煌就像一座超级发电站，一旦靠近她，我就发亮，天空和想象也会彻底打开，一览无余，赐予我无穷的动力。”

　　而兰州这座城市，似乎也是汪小平的超级发电站。

　　汪小平为外界所知，很大程度是因为电影《丢羊》，而细究他关于《丢羊》的获奖感言，会发现第一句是“这是我的城市第一次获得如此高的荣誉”。《丢羊》获华表奖后，很多兰州人都在热议本土文化自信，这正是汪小平期望的。电影中有兰州农民唱歌、喝酒的片段，以前的农村题材影视中，一拍喝酒，就是几个农民挽起裤脚，蹲在凳子上“七啊八啊”地高声划拳，非常不雅，汪小平在《丢羊》中有别样的呈现，“因为我们中国农民，我们甘肃农民，我们兰州农民是有文化的”，于是喝酒之前，花儿唱起来，酒曲也唱起来，呈现出一种兰州本土文化的仪式感。这既是为农民“正名”，也是“坚定兰州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是显而易见的：原著作者、取景地、拍摄团队、主演、编剧和导演，全出自兰州。几乎是凭着一种“霸道”，汪小平把兰州送上中国政府电影奖的最高荣誉宝座，而这座城市没有亏待他，让他成为中国首个捧回华表奖的兰州本土导演。

　　谈《丢羊》，就必须谈兰州，电影中，它们捆绑在一起，现实中，它们仍旧捆绑在一起。获奖后，汪小平受邀回到工作了28年的兰州电视台大院里接受爱兰州网络直播间的采访，主持人咏志，同时也是《警花说交通》的主持人，在节目中，她的一番话让汪小平感到“人间值得”：“在前16届华表奖颁奖典礼上，兰州是缺席的，但在中宣部直管电影的第一届颁奖典礼上，兰州没有缺席，《丢羊》获奖具有划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这是所有兰州人民的骄傲。”

　　汪小平关于《丢羊》的获奖感言的最后一句是：“感谢我的城市有一条河穿城而过，教会了我们如何生活创造梦想，欢迎大家到我的家乡兰州，兰州山美水美人美，文化厚重，你们来了，你们与她心意相通，我发誓一定会给你们大惊喜。”网络上有句经典流行语：“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汪小平说，自己深爱兰州，极大程度上是深爱黄河流过的兰州。

　　汪小平研究黄河文化颇有心得，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新闻学院）院长徐兆寿也研究黄河文化，两人是好友，私下一起“切磋”：“黄河这条巨龙从千山万壑间狂奔而来，到了兰州忽然按住潮头，歇下狂念，在五泉山和白塔山之间汇成一汪洋，然后迂回曲折再向东去。兰州人就在这两山一水间经营。”“东去的时候，黄河刻意留恋，没有绕开兰州，温柔地把这座城市一分为二，用两只臂膀挽着它走，从此，黄河就有了兰州的味道。”“兰州那么多的龙王庙，什么伏龙坪、龙尾山，龙在哪？就是这条河，它是一条水龙。”……

　　退休后，有关部门召开关于黄河的会议，汪小平是唯一受邀的非官员，他的见解让所有与会人员感到新奇，但他表示这样的会议不会再去，“不让抽烟，很拘谨，太难受”。

　　抽烟的汪小平显得“粗粝”，但他的文章极为细腻。

　　“盛夏的一天，几个外地朋友到兰州，大家在河畔饮酒闲话，直至深夜。白昼的喧嚣褪尽，黑色的大山在黑夜中绵延无边，河谷里长风浩荡，夜空群星璀璨。静谧中，只一河的大水喧腾不止，这是亘古既有的河，是养育了华夏文明的河。静默处，有人说：坐拥这样一个城池，何等幸福！”

　　这段如话剧场景描写般的话，出自《兰州，别样的城》一文，作者正是汪小平。可以想见，如果将其搬上舞台，聚光灯打上去，谁坐拥兰州，谁便坐拥黄河，坐拥喧腾不止的华夏文化。

　　汪小平，金城文化名家，导演。导演的《丢羊》获第十七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农村题材影片奖。

　　（鬼鱼，中国作协会员，兰州市作协副主席。现居兰州，供职于读者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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