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籍古代书法家

　　东汉至魏晋，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个繁荣时期，仅甘肃就出现了张芝、张昶、梁鹄，以及索靖等史有大名的书法家。

 

　　张芝（？—192），字伯英。

 

　　张芝父亲张奂曾任太常卿。《后汉书·张奂传》说是“敦煌酒泉人也。”谓“长子芝最知名，及弟昶并善草书。”可知张芝在当时已因书法而有盛名。

 

　　清代钱大昕考证，张芝系东汉敦煌郡渊泉人。渊泉为汉代敦煌郡所辖六县之一，即今甘肃酒泉瓜州县。

 

　　因盛产蜜瓜，春秋时期瓜洲即得名。瓜洲历史遗迹有榆林窟、锁阳城、东千佛洞和桥湾城——这几个地方多年前我就去过，现在想想，我为什么没有在那一天瓜洲雷雨前满天空的黑云中发现张芝的墨迹呢？那时候我孤陋寡闻，不知道瓜洲是张芝的家乡，否则的话——难道就能从满天空的黑云中看见张芝的墨迹了吗？

 

　　唐代张怀瓘《书断》谓张芝：“尤善章草书，生诸杜度、崔瑷。龙豹变，青出于蓝。又创于今草。”

 

　　章草是流行于东汉，由汉隶草写发展而成的一种早期草书。

 

　　《书断》云：“杜度善草，见称于章帝，上贵其迹，诏使草书上书。”看来是“因章帝所好名焉。”

 

　　也有说来自史游的《急就章》，还有说来自汉代章奏文字。

 

　　今草系章草演变而来，字之体势，一笔所成，偶有不连，气脉贯通，隔行不断。因为字字独立、带有隶意的章草，已经不能满足快速书写的需要了。

 

　　弄清楚了章草、今草，再说杜度、崔瑷——算是委屈这二位史有大名的书家，替张芝暖个场。

 

　　往下说。

 

　　崔瑷，官至济北相。师法杜度，时称“崔杜”。

 

　　汉末书家韦诞云：“杜氏杰有骨力，而字画微瘦。若霜林无叶，瀑水迸飞。”我疑惑，这一位瘦硬骨头的夫子应该是杜度还是韦诞？

 

　　南朝梁袁昂《古今书评》论崔瑗：“崔子玉书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有绝望之意。”真是夸得绝美，“孤松一枝，有绝望之意”——这形容几乎可以吊死以想象为能事的三流诗人了。

 

　　崔瑗还写有一篇《草书势》，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篇书论，记录了对草书艺术的审美感受。

 

　　暖场者如此了得，唱正戏的张芝“一笔书”——何谓“一笔书”？即“如行云流水，拔茅连茹，上下牵连，或借上字之下而为下字之上，奇形离合，数意兼包。”还是《书断》所释，如同专家评委，对“一笔书”做了言简意赅的精辟概括。

 

　　后世谓，韦诞、索靖、王羲之、王献之、张旭、怀素之草法，均源于张芝。

 

　　唐代书法家孙过庭《书谱》载，王羲之自称只崇拜两个人，就是张芝和钟繇，“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观。”孙过庭在《书谱》中还多次提到自己把张芝草书作为蓝本终生临习。

 

　　王羲之谓，张芝“临池学书，池水皆墨，好之绝伦，吾弗如也。”

 

　　怀素也说从张芝、张旭得益最多。

 

　　北宋《淳化阁帖》中收有张芝的《八月帖》《冠军帖》等。

 

　　《淳化阁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大型法帖。宋太宗曾命将历代所藏法书编为十卷，摹刻在枣木板上，拓赐大臣——红绸子包裹分赐各大臣，有些类似于现今流行的老板给下属发红包。怪不得宋代多诗人多画家多书法家，上行下效，古代臣子散了朝喝碗粥或许就去点烛临帖了，现代官场诸位酒肉穿肠过夜生活才开始。

 

　　且看张芝《冠军帖》，笔法纵横灵动，奇诡多变，回转勾连各得其宜。一派“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司空图）——我灵机一动，想建议能否给某项赛事的冠军除了奖金外，再发一《冠军帖》？

 

　　晋代卫恒《四体书势》载：张芝“凡家中衣帛，必书而后练（煮染）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

 

　　张芝家满院子晾晒着墨迹斑驳洗了又洗的布帛。不明就里的人一脸疑惑，谁家孩子用这么多尿布？瓜洲风大，风吹，满院子书法飘飘。

 

　　张芝为官宦之后，汉代纸张稀缺，那就在布帛上练字。不似唐代怀素乃一穷和尚，无钱买纸，遂种芭蕉练字。殊路同归，二者均成为一代“草圣”。

 

　　至于练字的墨池，除了张芝墨池，还有王羲之墨池，怀素墨池等等。要成大家，没有墨池为证，岂不显得有些容易？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专门写有一篇《墨池记》，记述了王羲之墨池的故事，并且引发出一番感慨，人有一技之长，使后代人尊崇到这般地步，仁人君子们留下来的风尚和美德会怎样地影响到后世人呢！

 

　　王羲之学张芝，走路、休息也在衣服上比划写字的笔势，天长日久，衣服都被划破了。没有这样的功夫，《兰亭序》能成为“天下第一行书”吗？

 

　　张芝“一笔书”，其作为“草圣”的意义，使书法从文字的内容中脱离出来，而成为了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

 

　　作为“草圣”，当时人们珍爱张芝的墨迹已经到了“寸纸不遗”的地步。

 

　　曾与王羲之变法前齐名的庾翼谓，“吾昔有伯英章草八纸，过江颠沛，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

 

　　唐太宗《晋书·王羲之传赞》：“伯英临池之妙，无复余踪。”

 

　　我怀疑《兰亭序》陪葬的这位皇帝，如若当年张芝真迹存世，昭陵墓会不会又多了一样陪葬？

 

　　中国文字，从甲骨文到篆、隶，以至草书的出现，就好似中国历史上的“胡服骑射”，一支箭能射多远，“一笔书”挥毫之间笔到意到。

 

　　张昶是汉敦煌郡渊泉县（今甘肃瓜州县）人，张芝的小弟弟，官至黄门侍郎，善隶，书类其兄，相对于被称作“草圣”的张芝，时人称张昶为“亚圣”。《后汉书》《水经注》《书断》《九品书人论》等史书典籍均有记载，并明确《华岳碑》是张昶所书。

 

　　传为王羲之所撰的《笔势传》记载，王羲之曾“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说明张昶的《华岳碑》对王羲之及后世影响很大。只可惜未有碑拓存世。

 

　　唐代张怀瓘《书断》记载：“张昶字文舒，伯英季弟……华岳庙前一碑，建安十年（205年）刊也，《祠堂碑》昶造，并书后。”

 

　　《后汉书·张奂传》记载：“长子芝，字伯英，最知名。芝及弟昶，字文舒，并善草书，至今称传之。”传说张奂为方便张芝兄弟习文练字，找人锻造石桌、石凳、墨池于河边，从此，张芝兄弟以帛为纸，临池学书，先练写而后漂洗再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水为之黑，后称张芝墨池。这也说明弟弟张昶的草书是直接受到张芝书法影响的，当然，也不能说没有互相借鉴启发的可能。

 

　　梁鹄（生卒年不详），安定乌氏人，乌氏就是今天的甘肃泾川。梁鹄自幼喜好书法，当时有一位大书法家师宜官，最善“八分书”。西晋卫恒《四体书势》记载，师宜官其书“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时不持钱诣酒家饮，因书其壁，顾观者以酬洒直，计钱足而灭之。每书辄削而焚其板，梁鹄乃益为板，而饮之酒，候其醉而窃其板。”

 

　　师宜官性嗜酒，酒后挥毫，无拘无束，狂放不羁，且又多书写于墙壁或字版上。每饮酒，梁鹄必多准备字板，伺机把师宜官酒后的书法偷偷存下，细心钻研每一个字。

 

　　何谓“八分书”？据说是东汉王次仲割程邈隶字的八分取二分，割李斯的小篆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书”。后又演变成今天的楷书。

 

　　三国时天下大乱，群雄割据。师宜官、梁鹄、钟繇、邯郸淳、韦诞等书法家皆可谓纸上诸侯。可曹操独爱梁鹄书，常将梁鹄书迹悬于帐中，或挂于壁间观赏，认为梁鹄的书法在气势上要胜过师宜官，曹操宫殿中的题署皆多出自梁鹄之手。

 

　　曹操书法亦有气势，我曾在陕西汉中“石门汉魏十三品陈列馆”见过曹操“衮雪”两个磅礴大字，这两个字被刻在汉中褒斜道南口石门摩崖上，说是曹操面对湍急的翻腾着雪一样浪花的激流，提笔而书。有人问怎么没有三点水？曹操回答：“大河滔滔，何缺三点水？”

 

　　南朝梁袁昂《古今书评》：“梁鹄书如太祖忘寝，观之丧目。”

 

　　王朗撰文、梁鹄书写、钟繇刻字，被誉为“三绝碑”的《受禅碑》，结构方严整肃，用笔斩钉截铁，干脆利落，入笔方劲，收锋雄峻，顿挫分明，舒张得势，一派峻整浑穆之气，尤显骨气凝重，豪迈奔放，凌厉中见朴厚，方正中多变化，有一种稳若磐石，雄浑壮阔的粗犷美。

 

　　所谓“禅让”，乃东汉末年，董卓叛乱，曹操遂“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操逝世，汉献帝被逼“禅让”与曹操儿子曹丕。

 

　　曹丕登基称帝后，刻立《受禅碑》，以纪其受“禅让”之事，也就是给天下一个合乎情理的说辞。好似强夺了别人家的东西，不说“抢”，要说“送”——我这解释过于勉强。与其不疼不痒地论说天下大事，不如接着欣赏书法。

 

　　汉末魏初之际，字体正是由隶变楷的过渡时期，清代杨守敬《学书迩言》谓《受禅碑》：“下笔如折刀头，风骨凌厉，遂为六朝真书之祖。”

 

　　“折刀头”笔法，字形上似后世的楷书。《受禅碑》可谓开魏晋六朝楷书之先河。

 

　　索靖（239—303），字幼安，西晋时期敦煌人。

 

　　索靖父亲索湛，担任过北地太守。索靖历官尚书郎、酒泉太守等职。善章草，峻险坚劲，曰“银钩虿尾”。“虿尾”就是蝎子尾巴——我倒是想起《水浒》中的急先锋索超，索靖曾为征西司马，人称“索征西”，索超使一柄斧，索靖用“银钩虿尾”。

 

　　河间王禺举兵攻陷洛阳，晋惠帝任命索靖出任游击将军。索靖书《出师颂》明志。率关陇义兵大战而破之。索靖因伤不治而卒，年六十四岁。

 

　　索靖年轻时就有“逸群之量”，与同乡汜衷、索永等五人同在洛阳太学读书，被称为“敦煌五龙”。可惜其他四人相继早亡，独索靖一人“博经史，兼通内纬。”

 

　　说到洛阳太学，我想起三千名太学生联名上书，要求释放被诬陷的名士嵇康，并拜其为师的学潮事件，那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学生罢课上街请愿。联名上书的学生名单中有没有索靖呢？算算时间，嵇康被杀那年，索靖二十出头，还真说不定就是索靖执笔写的上书呢。这样想想倒是有趣。

 

　　索靖是大书法家张芝姐姐的孙子，书法受张芝影响，自有其家传渊源。时人把索靖的字与张芝的字作了比较：“精熟至极，索不及张芝；妙有余姿，张不及索靖。”

 

　　同是官宦之后，为了练习书法，张芝家满院子晾晒着墨迹斑驳洗了又洗的布帛，索靖家估计也是满院子晾晒着墨迹斑驳洗了又洗的布帛，瓜洲风大，敦煌风也不小，风吹，张家满院子书法飘飘。相隔几十年，风吹，索家满院子也是书法飘飘。

 

　　张芝、张昶、梁鹄、索靖这几位具有中国书法历史开拓意义的书法家，足可以使甘肃人骄傲了千年之后继续骄傲了。如果我也可以算是他们几个人的半个甘肃老乡的话，那就借写这篇文章之际，权当是骄傲了一回吧。

 

　　晋武帝时，索靖和另一大书法家卫瓘同在尚书台供职。卫瓘为尚书令，索靖为尚书郎，被人们誉为“一台二妙”。他二人的书法都与张芝有师承关系，后人评价道：“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卫瓘的侄女世称卫夫人，师承钟繇，唐代韦续曰：“卫夫人书，如插花舞女，低昂芙蓉；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又若红莲映水，碧治浮霞。”对书法作品的形容，让我几乎想当然地认为书者乃一美人矣。卫夫人还写有书论《笔阵图》，少年王羲之亦曾拜卫夫人为师。

 

　　喜欢当和尚，骑射、乐律、书法、围棋都可谓精妙的梁武帝萧衍，称誉索靖的书法：“遒劲而峻险。遒劲处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峻险处如雪岭孤松，冰河危石。”

 

　　宋代黄庭坚则说，“笺短意长，诚不可及。”

 

　　宋代《宣和书谱》载，欧阳询尝行，见古碑，晋索靖所书。驻马观之，良久而去。数百步复反，下马伫立，及疲，乃布裘坐观，因宿其旁，三日方去。有些类似阎立本看张僧繇壁画，在壁画前或坐或卧，甚至过了十天还不愿离开。

 

　　同样，索靖在观赏顾恺之的画时，亦忍不住赞叹道：“恨不带并州快剪刀来，剪松江半幅纹练归去。”

 

　　查顾恺之生卒年为公元344至405，索靖生卒年为公元239至303，索在前顾在后，索靖怎么可能观赏到顾恺之的画呢？网上资料不可靠？我是喜欢“恨不带并州快剪刀来，剪松江半幅纹练归去。”念得心热，变通一下：“恨不开载重卡车来，拉庐山一峰回家去。”——前时从庐山回来没写一个字，现在从索靖这儿找到灵感了，只是我这能算诗吗？

 

　　《淳化阁帖》收有索靖的《七月帖》《出师颂》等。

 

　　《出师颂》被认为是索靖存世的惟一墨迹，宋高宗题有篆书大字“晋墨”，并有唐宋元明清各时代钤印，宋代书家米友仁题字：“右出师颂隋贤书绍兴九年米友仁审定”。

 

　　1922年，逊位的清帝溥仪以赏赐溥杰的名义，将《出师颂》携出宫外，后失散民间。

 

　　2003年《出师颂》现身嘉德拍卖行，故宫博物院斥巨资购入。

 

　　当然，也有诸多人质疑这件《出师颂》不是真迹，说宋高宗“晋墨”两个字写在有五爪龙的纸上，而宋从没有过五爪龙——龙爪露出了马脚吗？这仅仅是质疑之一，还有一些质疑过于繁琐专业，不再列举。

 

　　《宣和书谱》记载一故事，说晋元帝的姨弟王艺，藏有索靖的《七月二十六日帖》，是一张非常小的便条，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王艺随晋朝南渡，把这张便条叠成四折，贴身缝在衣服里过了江。之后，宋人见此帖时，四叠的印痕仍在。再之后呢？此便条若存至今，肯定国宝无疑。

 

　　王艺擅书法，是王羲之的叔叔，他也是王羲之的书法启蒙老师。

 

　　后人谓索靖，“其书名与羲（王羲之）、献（王献之）相先后也。”

 

　　王羲之正是在张芝、钟繇、索靖、陆机章草的基础上，写出了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这样的作品，极大地提升了书法的审美价值，成为中国书法纸上舞蹈的领舞者。

 

　　仇靖，字汉德，武都郡下辨道（今甘肃成县）人。

 

　　《西狭颂》全名《汉武都太守汉阳河阳李翕西狭颂》，又名《惠安西表》，俗称《黄龙碑》，位于甘肃成县县城西南约十五公里处天井山下的鱼窍峡中，系摩崖石刻，高220厘米，宽240厘米，题额为《惠安西表》四字小篆，正文阴刻二十行三百八十五字，主要记述李翕出身、家世、籍属、德行、修路之过程，歌颂了他的君子之德和施惠于民的显着政绩。是一篇珍贵的史料。

 

　　《西狭颂》书法结体方正、雄深朴厚。是汉代摩崖的杰作、堪为隶书的典范。碑文末刻有书写者“仇靖”二字，开创了书家落款之先例。

 

　　相比而言，中国画上最早的题款则要晚得多，一般认为中国画题款始于苏东坡和米芾，然而他二人却没有这一类作品留传于世。

 

　　清代方薰《山静居画论》：“款题始于苏、米，至元、明遂多以题语位置画境者，画亦因题益妙。高情逸思，画之不足，题以发之，后世乃滥觞。”

 

　　台北故宫所藏北宋画家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是迄今所知最早有画家题款的画作。这还缘于台北故宫一研究员无意之中发现的这幅画的右下角树叶中有署名“范宽”的题名。

 

　　《西狭颂》之五瑞图，位于《西狭颂》正文前(即其右侧)，通高210厘米，宽110厘米。图画像共六幅，其间题辞六处15字，上有黄龙、白鹿图画像，下有木连理、喜禾、甘露降（承露人）图画像，既有动物、植物、又有人物，是一组构思精巧、画刻精湛的古代岩画，被誉为汉画中的珍，并称之“五瑞吉祥图”，喻盛世太平、福禄长寿，象征了富贵和吉祥如意。

 

　　清代杨守敬《评碑记》称其为“方整雄伟，首尾无一缺失，尤可宝重。”

 

　　清代徐树钧《保鸭斋题跋》评价：“疏散俊逸，如风吹仙袂飘飘云中，非寻常蹊径探者，在汉隶中别饶意趣。”

 

　　想起宋代书画家米芾赞唐代书法家褚遂良：“九奏万舞，鹤鹭充庭，锵玉鸣珰，窈窕合度。”米芾把褚遂良的书法比作仙鹤和鹭在庭院翩翩舞蹈。

 

　　唐代韦续评价王羲之的书法老师卫夫人：“如插花舞女，低昂芙蓉；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又若红莲映水，碧治浮霞。”对书法作品的形容，让人几乎想当然地认为书者就是一美人矣。

 

　　而关于《西狭颂》，我真是喜欢这样的评论：“如风吹仙袂飘飘云中”，不一样的形容让人一样的意醉神迷。

 

　　《西狭颂》因地处僻远，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将近千年的时间都未被世人所知晓。一直到北宋末年，才被发现。北宋文学家曾巩《南丰集》中的《元丰题跋》，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见到的对于此碑最早的文字评述。       《西狭颂》与陕西汉中《石门颂》、略阳《郙阁颂》，合称《汉三颂》。但《石门颂》《郙阁颂》其碑文部分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残缺，惟有《西狭颂》历经近两千年而碑面不见一处破损。

 

　　《西狭颂》的书写者仇靖让我想到一位敦煌莫高窟千手观音壁画的画者，我曾惊讶于壁画中千手观音飘逸洒脱的线条，当我翻阅有关莫高窟千手观音壁画的资料时，惊讶地看见一行字：甘州史小玉笔。千手观音流畅如水一般的线条，就是出自这位史小玉笔下的吗？我翻出宋代画家武宗元的《朝元仙杖图》，就是这位武宗元，他曾将道释画中的赤明和阳天帝画成宋太宗的肖像，以致崇信道教的宋真宗见后惊曰：“此真先帝也！”遂命设香案焚香跪拜。和武宗元的《朝元仙杖图》中大量的铁线描相比，史小玉的这幅千手观音图除了行云流水描、高古游丝描之外，亦不乏铁线描、兰叶描等笔法，且无不纯熟洒脱。

 

　　史小玉，中国绘画史理应记住的名字。莫高窟内西壁龛内北前柱上还发现有墨笔题记：

 

　　“至正十七年正月十四日甘州桥楼上史小玉烧香到此。”

 

　　史小玉河西甘州人，也就是现今的张掖人，家居桥楼上——桥楼上在甘州的什么地方？想象史小玉斜倚在甘州桥楼上，他身后满天的星斗，有一颗星，正是他在莫高窟作画用的油灯……

 

　　同样，中国书法史也注定记住了一个名字：仇靖。